遵義會議與中國革命道路

　　 道路關乎命運。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成功推進，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從中國實際出發，積極探索自己的路，成功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90年前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裡程碑，正是以遵義會議召開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從這裡重新站起，黨的成熟的領導集體和核心從這裡開始逐步形成，我們黨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可以說，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道路需要引領者，這就是一個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道路需要理論指引，這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需要精神動力，這就是永放光芒的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我們走的道路不同於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不是以城市武裝起義為中心，而是通過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毛澤東同志無疑是這條道路的開創者和代表者。早在大革命時期，他便投身農民革命運動，在韶山建立農村黨支部，在廣州和武漢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寫過《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等文章，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影響甚巨。秋收起義攻取長沙計劃失敗后，他率領起義軍挺進井岡山，開始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自主探索。在艱苦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他逐步認識到中國革命不能復制十月革命的道路，在1928至1930年間給上級黨組織和中央的報告中，他闡述了通過“工農武裝割據”，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推動革命發展的思想。而此時，黨內多數人尤其是中央領導層仍堅持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隨著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發展，在事實面前，“左”傾教條主義者不得不認可農村革命根據地對於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被迫由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由於各項工作日益脫離實際，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這條革命道路的探索並非認可農村革命的重要性即可大功告成，而需要有正確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做保証，需要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力量對比、形勢變化和革命的長期性﹔需要一大批了解農村實際、富有斗爭經驗的干部﹔需要符合實際的軍事戰略策略。事實勝於雄辯，在毛澤東同志的指揮下，紅軍曾贏得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第四次反“圍剿”也是依據毛澤東同志的作戰原則取得勝利的。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初期的巨大損失，恰恰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反毛澤東軍事思想而行之的結果。我們之所以說遵義會議是一次偉大轉折，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就在於遵義會議前后的對比。遵義會議后，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關鍵在於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這個領導集體的另一成員是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一直是支持和尊重的。他在遵義會議后勸博古讓出黨內負總責職位之時曾講過，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轉引自石仲泉：《再談遵義會議——芻議遵義會議精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對毛澤東同志作為黨的領袖，周恩來同志發自內心地擁戴，后來在延安整風期間及之后，他不止一次地表達過。遵義會議后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張聞天同志負總責。他從蘇聯學習歸來，熟諳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形成的中央核心成員。在長征途中，他和王稼祥同志是最早被毛澤東同志說服的中央領導成員。1945年6月，毛澤東同志在七大期間的一次講話，曾特別強調了張聞天、王稼祥同志在遵義會議中的作用，“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頁）。延安整風期間，張聞天同志回顧道：“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正是由於毛澤東同志處在核心地位，一個日益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到黨的七大，中央領導集體逐步穩定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這個領導集體的突出特點是，具有豐富的動員組織群眾尤其是農民的經驗、豐富的政治斗爭和政治領導的經驗、杰出的軍事才能和豐富的軍事斗爭經驗。

　　 正是在遵義會議后波瀾壯闊的革命進程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中國革命不能照搬俄國和歐洲的革命之路，“不是先佔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頁）。事實証明，自遵義會議后，無論是在抗戰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中，正是有了日益成熟的領導集體，我們黨帶領全黨全軍堅定不移地扎根農村，不以佔領和堅守城市為主，而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不斷開辟、鞏固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最后包圍城市、佔領城市，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遵義會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為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系統而科學的理論指南

　　 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著深刻聯系。正是在學習“十月革命”城市暴動接連受挫，而農村根據地卻在開辟和發展的背景下，黨內產生了到底是“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的爭論。毛澤東同志態度鮮明地闡述了農村革命的必要性、正當性，農村根據地存在、發展的原因及其意義。正是在農村革命道路的開辟過程中，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